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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光钿一直不愿意加入缅甸籍,始终拿的是外侨证,需每年交税盖章。

  

4月4日,李光钿和老兵之家的志愿者讲述当年的故事。

  

4月5日,李光钿散步走过一个菜市场。

  

4月5日,清明节,李光钿到原中国远征军30师墓地祭拜。

  

李光钿现在儿孙满堂。

  

4月5日,李光钿出门散步。除了特别不好的天气,他每天都要散步两次,每趟有四五公里。A12-A13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浦峰

四月,漫长的雨季就要开始了,缅甸密支那街头,人们都在享受为数不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下了主干道,拐几个弯,往前走越来越安静。道路尽头一家小院,两层小楼,朱红的门,荔枝树已经长到二楼高,月季结着红色的花骨朵,向日葵矮着头,院子里都是草木的芬芳。李光钿家到了。

辨认他家的关键,是浓烈的中国元素。灯笼、对联都是国内最家常的样式,挂历是中文的,树是从中国买的,连狗都是从昆明带来的。

95岁的李光钿就坐在院子角落,他怕冷,还穿着棉袄,手边放着一根拐杖。眼睛大而明亮,丝毫看不出是在苦水里泡过的。来了客人,他便盯着人笑。

到了这个岁数,前几天的事情他不怎么记得了,几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一清二楚。浓重的云南口音,“我们读着书,四五年级,一样晓不得,跑出来当兵。”

上世纪40年代,他受到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感召,加入远征军,战后流落缅甸,再也没见过爹娘。在缅甸密支那地区,有数十位老兵和他人生轨迹相同,七十多年过去,他们皆已故去,李光钿成了“最后一个”。

“我的家也没找到”

李光钿话不多。以前老兵们聚会时,他是最沉默的一个。拍合影,他也总低着头。

“老兵回家”发起人孙春龙记得他为数不多的激动时刻。2008年,老兵李锡全找到了家,大家准备送他回国。一贯沉默的李光钿突然拉住孙春龙,怯怯地说,“我的家也没找到,我也没回过家。”那一刻,孙春龙说自己突然想哭,深感责任重大。

李光钿是在1939年离家的。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多久。

他才十六七岁,在云南宣威上小学五年级,战争爆发,大多数同学都回了家,他没有走,报名参了军。

入伍前,他也没回家见见爹娘,也没给他们捎个口信,就这样头也不回地去了。他安慰自己,很快就能回来。

经过了一年的封闭训练,他随部队去了曲靖,又去了永平。1943年,他已经是少尉炮兵排长,被调往怒江前线守江。随后参与滇西大反攻。那一年打得最惨的,就是松山战役。

在战火中,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琐事。提起松山一战,他至今还摇头,“太惨了”。日军居高临下,用机枪扫射,战友们一个个攻上去,又一个个被打死,摔下来,尸体堆满了壕沟——看到人们先后死去,他才发现,生命真是薄如蝉翼。

他后脑有个细长的伤疤,也是战场上被弹片擦伤的,跟了他一辈子。说起战争,他就慢慢地摩挲着那一块小小的凸起。

1945年,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,李光钿要从腾冲回到宣威。走到一半想起,自己国民党兵的身份,怕是回不去了。又原路返回,无路可走,进了缅甸。

缅北七十年

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,国家离乱的时刻,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都在那时发生了。很多门轻轻关上,那声音轻不可闻,要很久之后,人们才后知后觉。

到了缅甸,李光钿认识了一位叫杨增芬的云南女子,她本是大家闺秀,逃难到了缅甸,“贤淑端庄,通情达理”,两人成了家,生了一子三女。

华人当时在缅甸的地位并不高,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做生意,要么做苦力。

李光钿以他在战乱时的生存经验,来对抗饥馑和贫穷。他开过杂货店,修过桥、补过路,六十岁还在矿山挖玉石,在陌生土地播撒求生的种子,总算是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。

他有自己的固执,让四个孩子都上华人学校,从小读中文诗,写繁体字,受的是最传统的中文教育,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。至今,长子李玉明的车里放的都是中文歌。

李玉明记得,一家最艰苦的日子,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。缅甸的暂住证分区域,他们一家拿的暂住证,只能在伊诺瓦底江北岸活动,而北岸政局动荡,民族地方武装割据,一家人东躲西藏,朝不保夕。

所谓暂住证,是外国人在缅甸的居住证明。持此证者,需要每年向缅甸政府纳税,且外出、经商等活动都会受到限制。

并非不可以结束这种局面。只要入了缅甸籍,这一切限制都可迎刃而解。但李家所有成员至今都未入籍。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,李光钿扬起手挥了挥,告诉记者,“我们是客人,是在缅甸作客。”

家里人都知道,他一直想回家。回中国。

“要什么证件?”

回国并不容易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“远征军”在缅甸都是个敏感词。一位中缅印战场的研究专家说,缅甸此前是英国的殖民地,当时远征军因为支援英国而进入缅甸,也因此被视为侵略者。

在缅的最初二十年,李光钿从没跟孩子提过自己从军的经历。直到长子李玉明十五岁那年,有老兵组织找来,他才云淡风轻说了几句。并严厉提醒孩子,不许往外说。

到了九十年代,这种观念渐渐松动,大陆也走向开放,李光钿带着妻子、儿子回了家。刚到宣威,妻子突发胃穿孔,在宣威去世、火化,他只好仓促带着骨灰回到缅甸。从此吃素。

1997年,他带着儿子再次回国,心心念念要把大家族搬回云南,从此不再回缅。他顺利拿到身份证,但是公安机关回复,四个孩子生长于缅甸,没办法认定为中国人。他不愿一人在中国生活,只好垂丧地回到密支那。

有个女儿定居台湾,他有阵子也想去台湾看看。台湾要求他提供入伍时的证件。说到这里,他激动起来,反问了五次,“我们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兵,这还要什么证件?”

他看起来有些失望。那是一种不被承认的失落感,“国民党”、“抗战”,都成了他的包袱。他们在炮火中、尸体堆里走过的几千里路,没有人在乎。

他只好把简历写在一张纸上,塑封好,每逢人来了,就拿出来给人看。上面第一句话是,“退伍军人李光钿,籍贯云南省宣威县辉栋村人”。年纪大了,他说自己只能用这个证明自己的身份。

他兴兴头头的,给大家看完简历,又把一个铁皮箱子从床底拉了出来。那箱子是他从中国带来的,有些年月了,坑坑洼洼,表面都泛青了。打开,露出一枚金色的勋章,五角星、和平鸽和橄榄枝在上面闪亮。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。

2005年,抗战胜利60周年,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把勋章转交给他。他因此得到安慰,一有客人拜访,就要拿出来戴上给人看。

永远的异乡人

清明节这天,缅甸华人也放一天假。李玉明拿上柳枝、榆树枝,去给母亲扫墓。把树枝立在墓碑左右,这是云南的风俗,他们保存至今。

在华人墓园里,李光钿给自己和妻子立了个高大的合葬墓,一副对联,字刻得苍劲有力,上书——“远征异域青史长留英勇绩,竟业营生白发不变爱国心”。

李玉明说,父亲知道自己可能是回不去了,准备百年之后落葬于密支那。墓志铭已经写上去了,一共三百字,有一半都是在讲他投军、受训、辗转于各个战场的经历。

正值黄昏时分,伊诺瓦底江畔,阳光晃眼如金线,一线线的金粉就那么洒落在上百座华人的墓碑之上。

墓园里,其他远征军的墓碑也都写了长长的墓志铭,细细去读,又是一个烽火年代离乱的故事。

他们都曾牵挂故土。另一位已逝的河南籍远征军邓鼎,凭着脑海中的记忆,在密支那建了一栋和河南老家一模一样的房子。儿子邓恭标记得,上世纪80年代初,老家第一次来信,父亲攥着那薄薄的两页纸,一个人在院子角落“呜呜”地哭。

生起气来,邓鼎总是眉头一皱,充满怒气的河南口音就出来了,“没有你们这些小杂种,我早就回河南去了。”

他们的故事,全都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开始,穿越千山万水,最后终老缅北小城。迢递山河之外,是他们的故乡,但他们都没有活着回去。

活得最长久的李光钿,如今也免不了把以前的事儿过电影一样想一遍。他告诉儿子李玉明,自己记忆最清晰的是,小时候学校后面有个钓鱼的水塘,宣威山中有个石洞,他常和同伴在那儿玩耍。

如此漫长的岁月过来之后,他最常咂摸的就是这些,童年的快乐,和家乡的山山水水。

多年前他还是个小男孩,在老家河边静静坐着,盯着水面,手里拿着一根鱼竿。

A12-A13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世超 云南腾冲、缅甸密支那报道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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